20世纪60 年代末的一个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青岛崂山的6037 部队,在山林中发现树下杂草中有一丛灵芝,他们认为灵芝是长寿祥瑞之物,随即连土壤、树根和杂草等一齐挖出,装入一个大木箱内(大小约120c m x 50c m x 45cm),派出代表专程用火车快速运到北京,作为献给毛泽东主席的重要礼品。
1969年7月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6037部队献给毛主席的这箱灵芝交给中国科学院,院领导为了更好地养护、培育和系统研究灵芝,将任务下达给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所又将此任务转交给真菌室(一室)。
当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自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以后,微生物所真菌室的工作被贬为是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在“灵芝研究”任务下达后,全室成员都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积极组建研究力量展开工作。当时“灵芝研究”课题组的组长是刘锡琎,副组长是韩树金,组员有(按姓氏笔画排序):史志敬、孙曾美、余永年、陈桂清、郑铁曾、魏淑霞等。
研究工作开展顺利,首先鉴定出崂山所采、献给毛主席的灵芝为赤芝,并很快分离成功,又以木屑、麦麸等为主料进行了人工瓶栽试验。但为了扩大和作深入一步的比较试验,研究组希望能获得灵芝属中的另一重要种——紫芝的菌种。
当时已是十月下旬,时届深秋,主要分布在长江及以南一带的一年生紫芝,在大陆恐难采到活标本来进行菌种分离。因此,余永年提出应去海南岛采集、分离菌种。1969 年10 月底,余永年与郑铁曾两人匆匆赶赴海南,因五指山当时属国防要地,不准老百姓随便上山,只好在霸王岭和尖峰岭进行工作。在上述两岭林业局的大力协助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不到一个月便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他们从群山中采回各种灵芝的新鲜担子果标本,因想减少空气流动带来的污染,在没有接种箱的情况下,只好因陋就简,放下蚊帐,在床上进行分离,采用的是组织分离法。这种分离方法,分离的成功率和纯度都相当高。他们将在海南分离出的菌种约20 株带回北京进行研究和培育,并栽培出了子实体,绝大多数都是灵芝,当然也包括紫芝。这些菌种后来都移交给微生物所菌种保藏室保管。
在余、郑两位去海南途经广州时,广州“中南真菌室”(后改为“广东省微生物所”)的一位同志赠送给他们一管灵芝菌种(说是来自湖南),他们带回北京栽培出了子实体,后测定有药用价值,此菌最初被定名为薄树芝(薄盖灵芝)。最后,研究组选用了崂山的赤芝、海南的紫芝及一株赤芝变种和薄树芝4 种[株]进行较大规模的人工栽培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在研究过程中,刘锡琏和魏淑霞等同志,他们日夜忙碌,守候在栽培室仔细观察,首次发现高的空气相对湿度(85-95%)是灵芝担子果正型结盖、形成和释放担孢子的关键因子,也是用现代科学方法栽培灵芝成功的范例。
1969年11月下旬,余永年有一次偶然看到灵芝子实体释放出的担孢子满桌满架厚厚一层(约0.5-1mm厚),他建议将孢子搜集起来以备今后作试验,并立刻动手与魏淑霞一道,一会儿就搜集了两个大半瓶(250ml的广口瓶)。他向韩树金副组长建议,孢子粉可送去西苑中医院,请有关大夫作试验。数月后西苑医院回话说,灵芝孢子对支气管发炎的咳喇、哮喘等疾病有一定的疗效。此外,真菌室当时患高血压病的4 位同志,用灵芝子实体泡酒或煮水饮服,试验结果表明:3位饮含乙醇浸液的人的血压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只有喝水提取液的余永年自己效果不明显。
研究组根据上级下达任务时的精神和要求,打算将灵芝栽培向外推广,使更多的人受益或作进一步的研究。在韩树金的建议和委托下,由余永年执笔起草了一个“栽培灵芝注意事项”的说明书(最初油印了许多份),连同灵芝菌种一块儿交给微生物所菌种保藏组,请他们免费向外发放推广。
研究组的这种无私的科研行为,为后来灵芝在国内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首批拿去试栽的有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并经他们转为介绍给北京市双清路中学、101 中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栽培场和山东菏泽市中医院等,他们大都顺利地将灵芝栽培成功了。
灵芝人工栽培在当时国外未见有过报道,在国内虽有人栽培过,但因无法使之结盖而宣告失败。此次在国内较大范围的推广栽培成功,积极地推动了灵芝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今天中国的灵芝事业不仅如火如荼,且早已走出国门,成为全人类的保健品。回顾这段灵芝栽培和应用历史,不得不感激众多先驱者的劳动和智慧。
(文章节选自余永年、沈明珠《中国灵芝培育史话》)
1969年7月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6037部队献给毛主席的这箱灵芝交给中国科学院,院领导为了更好地养护、培育和系统研究灵芝,将任务下达给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所又将此任务转交给真菌室(一室)。
当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自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以后,微生物所真菌室的工作被贬为是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在“灵芝研究”任务下达后,全室成员都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积极组建研究力量展开工作。当时“灵芝研究”课题组的组长是刘锡琎,副组长是韩树金,组员有(按姓氏笔画排序):史志敬、孙曾美、余永年、陈桂清、郑铁曾、魏淑霞等。
研究工作开展顺利,首先鉴定出崂山所采、献给毛主席的灵芝为赤芝,并很快分离成功,又以木屑、麦麸等为主料进行了人工瓶栽试验。但为了扩大和作深入一步的比较试验,研究组希望能获得灵芝属中的另一重要种——紫芝的菌种。
当时已是十月下旬,时届深秋,主要分布在长江及以南一带的一年生紫芝,在大陆恐难采到活标本来进行菌种分离。因此,余永年提出应去海南岛采集、分离菌种。1969 年10 月底,余永年与郑铁曾两人匆匆赶赴海南,因五指山当时属国防要地,不准老百姓随便上山,只好在霸王岭和尖峰岭进行工作。在上述两岭林业局的大力协助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不到一个月便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他们从群山中采回各种灵芝的新鲜担子果标本,因想减少空气流动带来的污染,在没有接种箱的情况下,只好因陋就简,放下蚊帐,在床上进行分离,采用的是组织分离法。这种分离方法,分离的成功率和纯度都相当高。他们将在海南分离出的菌种约20 株带回北京进行研究和培育,并栽培出了子实体,绝大多数都是灵芝,当然也包括紫芝。这些菌种后来都移交给微生物所菌种保藏室保管。
在余、郑两位去海南途经广州时,广州“中南真菌室”(后改为“广东省微生物所”)的一位同志赠送给他们一管灵芝菌种(说是来自湖南),他们带回北京栽培出了子实体,后测定有药用价值,此菌最初被定名为薄树芝(薄盖灵芝)。最后,研究组选用了崂山的赤芝、海南的紫芝及一株赤芝变种和薄树芝4 种[株]进行较大规模的人工栽培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在研究过程中,刘锡琏和魏淑霞等同志,他们日夜忙碌,守候在栽培室仔细观察,首次发现高的空气相对湿度(85-95%)是灵芝担子果正型结盖、形成和释放担孢子的关键因子,也是用现代科学方法栽培灵芝成功的范例。
1969年11月下旬,余永年有一次偶然看到灵芝子实体释放出的担孢子满桌满架厚厚一层(约0.5-1mm厚),他建议将孢子搜集起来以备今后作试验,并立刻动手与魏淑霞一道,一会儿就搜集了两个大半瓶(250ml的广口瓶)。他向韩树金副组长建议,孢子粉可送去西苑中医院,请有关大夫作试验。数月后西苑医院回话说,灵芝孢子对支气管发炎的咳喇、哮喘等疾病有一定的疗效。此外,真菌室当时患高血压病的4 位同志,用灵芝子实体泡酒或煮水饮服,试验结果表明:3位饮含乙醇浸液的人的血压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只有喝水提取液的余永年自己效果不明显。
研究组根据上级下达任务时的精神和要求,打算将灵芝栽培向外推广,使更多的人受益或作进一步的研究。在韩树金的建议和委托下,由余永年执笔起草了一个“栽培灵芝注意事项”的说明书(最初油印了许多份),连同灵芝菌种一块儿交给微生物所菌种保藏组,请他们免费向外发放推广。
研究组的这种无私的科研行为,为后来灵芝在国内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首批拿去试栽的有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并经他们转为介绍给北京市双清路中学、101 中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栽培场和山东菏泽市中医院等,他们大都顺利地将灵芝栽培成功了。
灵芝人工栽培在当时国外未见有过报道,在国内虽有人栽培过,但因无法使之结盖而宣告失败。此次在国内较大范围的推广栽培成功,积极地推动了灵芝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今天中国的灵芝事业不仅如火如荼,且早已走出国门,成为全人类的保健品。回顾这段灵芝栽培和应用历史,不得不感激众多先驱者的劳动和智慧。
(文章节选自余永年、沈明珠《中国灵芝培育史话》)